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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安信2平台,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安信2平台,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安信2平台,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安信2平台,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安信2平台,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安信2平台,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安信2平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安信2平台,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安信2平台,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安信2平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安信2平台,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安信2平台,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安信2平台,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安信2平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安信2平台,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安信2平台,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安信2平台,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安信2平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安信2平台,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安信2平台,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安信2平台,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安信2平台,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安信2平台,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安信2平台,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安信2平台,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安信2平台,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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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23年院士增选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刚在环境教育和科技战线工作了30多年,主要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控制理论、技术和战略研究,在排放源和环境污染特征、控制原理与技术、国家控制战略与国际履约支撑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不仅已知的新污染物种类繁杂,未来还会源源不断地发现一些新污染物,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期(2030年)和长期(2049年)战略规划,重点突出、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刚。受访者供图谈进入环境领域初衷大学接触环保知识,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新京报:作为新当选的院士,你有何感受?未来有何计划?余刚:我这次能获得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学术称号,是院士和同行专家对我及团队30多年不懈努力的认可,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后,我将带领团队继续在新污染物治理科学与技术领域耕耘,用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助力解决我国突出的新污染物问题,为构建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做贡献。新京报:你在环境教育和科技战线工作了30多年,最初为何选择了环境专业?余刚: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学习期间,学校成立了环境科学系,让我了解一些环境保护知识,认识到保护人类共有地球家园的重要性,便报考了环境科学系环境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进入环境领域学习、研究和工作。谈新污染物污染现状新污染物排放清单等亟待调查研究新京报:近年来,新污染物治理受到关注。除了大家熟知的微塑料,新污染物还有哪些?余刚:主要的新污染物类别还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国际环境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短链氯化石蜡、溴代阻燃剂和全氟烷基化合物;抗生素、三氯生等药物和个人护理品;酞酸酯、双酚A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新京报:新污染物从哪里来?它们在自然界中持续时间长吗?有哪些风险和危害?余刚:新污染物大多是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被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和日常生活,在生产、使用、消费各环节都会进入水、气、土等环境介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在环境中可存留几十甚至上百年,能长距离迁移并通过食物链放大。部分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类新污染物的半衰期不长,但持续排放呈现“伪持久性”存留。部分新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对生殖、免疫、神经等系统有毒性效应,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危害和风险是隐性和长期的。新京报:目前,全球和我国新污染物污染现状如何?余刚:新污染物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治理常规污染物之后,为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出的新问题。目前,绝大部分新污染物全球尺度和全国尺度的污染状态还不清楚,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单、在环境介质和生物体内的存在形态和浓度水平、源汇关系等,都亟待系统全面调查研究。谈新污染物治理难点建议重点突破新污染物绿色替代等瓶颈技术新京报:新污染物治理上有何难点?余刚:首先是如何识别新污染物问题。由于绝大多数新污染物的环境浓度很低,目前通常需要采集大量的环境样品,通过富集浓缩、去除干扰等复杂的前处理,再用色谱/质谱仪器分析。现有的分析方法不仅耗时长,而且设备昂贵,分析成本很高安信2平台,难以满足全国摸清新污染物底数和有效治理的需要,急需突破适于多场景复杂环境的新污染物快速筛查技术瓶颈。其次是新污染物的绿色替代品缺乏。新污染物大多因具有独特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安信2平台,如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具有优良的疏水疏油特性和热稳定性,被用作消防行业的灭火泡沫、石油行业的化学采油和金属电镀行业的铬雾抑制剂以及表面防污处理剂、不粘锅等。尽管PFOS的部分替代品在行业中得到应用,但一些替代品的环境友好性差强人意。要淘汰新污染物,必须有环境友好的绿色替代品。另外,还要关注如何实现新污染物的“一品一策”管控。针对不同类别的新污染物,要综合考虑管控的经济社会影响和治理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安信2平台,确定最佳的治理路径。比如哪些新污染物的哪些用途可以通过采用替代品或者技术从源头控制,哪些新污染物的哪些用途现阶段无法替代,需要通过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来削减环境排放量等。新京报: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要求、行动举措和保障措施。在未来新污染物治理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你有哪些建议?余刚:该方案只有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不仅已知的新污染物种类繁杂,未来还会源源不断地发现一些新污染物,所以需要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期(2030年)和长期(2049年)战略规划,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高品质健康环境的需求,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研究确定不同时期新污染物治理目标,特别是明确不同时期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优先治理的新污染物对象,制定不同时期的行动计划,重点突出、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同时,建议设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支撑国家新污染物治理重大战略意图为导向,重点突破新污染物绿色替代、快速筛查、过程减排、无害化处置等瓶颈技术,研制新污染物测试、处置等重大装备,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污染物管理支撑体系,在新污染物问题突出的行业、区域和流域开展综合示范。新京报:针对新污染物治理,你正在开展哪些研究?进展如何?余刚:目前我们团队主要开展多介质环境中典型新污染物风险识别方法、区域风险评价模型、高风险区域阻控技术与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近期的部分进展包括:系统解析了某城市16座污水处理厂中典型药物及代谢物的赋存特征,全面分析了六大洲60多个国家地表水环境中数百种农药的浓度水平和复合毒性效应,为科学认识新污染物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在污水处理厂开展了百吨级日处理量的电催化臭氧技术去除典型抗生素和抗性基因的中试研究。谈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全面淘汰2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新京报:《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5月在瑞士召开。你兼任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请介绍一下我国的履约进展安信2平台,未来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淘汰上有哪些计划?余刚:明年是《斯德哥尔摩公约》国际生效20周年,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首批签约国,我国先后批准了17项新增修正案,全面淘汰了2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每年减少数十万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排放,国内环境和生物样品中有机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全球履约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将继续淘汰十溴二苯醚等新增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积极参加公约增列受控物质的谈判工作。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化学品工业的绿色发展,从源头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使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新京报记者 张璐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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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讲话中指出,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全球能源安全遭遇挑战的背景下,各国需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共同努力。托卡耶夫表示,哈方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并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率先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哈方还承诺至2060年实现碳中和。同时,哈萨克斯坦在开发风能和太阳能以及绿氢能源领域潜力巨大,哈方将继续与伙伴国密切合作,为环保作出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称,向“绿色”经济转型,实现碳中和是实现“新乌兹别克斯坦”政策优先目标。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乌方咸海生态修复工作。米尔济约耶夫赞赏各方就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一致,并认为这一成果将帮助到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须公平、透明和包容,同时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称,气候变化对经济关键领域,特别是对能源和农业产生严重影响,冰川加速融化,水资源流失等关系到中亚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为此,吉尔吉斯斯坦将落实2023年至2027年《山区发展五年纲要》安信2平台,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扎帕罗夫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系统问题,缓解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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